蒋介石选择任命卫立煌的原因，前文已有详述，无非是因为当时可资利用之才寥寥无几。起初，李宗仁镇守华北，双方能够紧密协作，白崇禧遂得以直接赴东北督战。同时，当时的远征军体系中，诸如杜聿明、孙立人、陈明仁、廖耀湘等勇猛之士依然士气高昂，所向披靡，战局一度极为激烈。

反观东北民主联军，其准备尚显不足，且在民间的基础亦相对薄弱——大多数东北民众更倾向于国民政府军，而非认同我们东北民主联军。这一状况导致了近乎全面的溃败。因此，在东北战局初期的阶段，对蒋介石而言，形势可谓颇为有利。

蒋介石的自信似乎有所膨胀，一方面因受美国压力，另一方面他对桂系势力膨胀深感忧虑。白崇禧盘踞东北，李宗仁执掌华北，如此局势下，蒋介石怎能坐视不管？因此，他决定更换将领，选用陈诚，期望陈诚能够继续发挥，再创佳绩。

不料陈诚竟引发东北局势动荡，致使四野成功逆袭，东北沦为一片废墟。在此无奈之际，蒋介石只得启用卫立煌，其背后原因有三。

一位曾担任远征军司令，与远征军体系间能够实现无障碍协作，其二，其声望亦颇高，而卫立煌将军，更是以出色的战功著称。

然而，一个显著的矛盾点在于：卫立煌并非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他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这恰好是卫立煌上任后，与蒋介石屡生龃龉的根本所在。具体而言，他们在东北战局上存在分歧，尤其在廖耀湘兵团的控制与争夺上，使得范汉杰不幸沦为牺牲者——这正是锦州战役的写照。

蒋介石意图以锦州为战略枢纽，进而分兵东西夹击，与东北野战军展开决战，此乃所谓的“一把梭哈”战术。然而，卫立煌却主张，当务之急应着眼于保存实力，以静制动，方能待机而动。因此，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东进西进策略。在此背景下，精锐的廖耀湘兵团自然成为了蒋介石与卫立煌双方争抢的焦点。

因此，卫立煌在支援锦州的廖耀湘方面设置了重重阻碍，以至于蒋介石不得不亲自飞往沈阳，以压制卫立煌的举动，亲自督促战事进行。

为何卫立煌对蒋介石的态度如此坚决？回顾事后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卫立煌的决策更为高瞻远瞩。

卫立煌对国军能力看法客观。

我国军队具备强大的战斗力，这毋庸置疑。然而，关键在于必须拥有稳固的后勤保障，这包括了补给线的安全，而且不宜进行过长的远征，否则容易陷入包围之中。这一点在以往的战斗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李仙洲将军曾困守于莱芜，无论如何挣扎，终究无法撤退回济南，最终落入了粟裕将军的包围之中。从莱芜至济南的这段路程，大约绵延六十公里。

黄百韬的部队在新安镇周边遭到粟裕的严密包围，致使他们无法撤退回徐州，两地相距大约五十公里。

这两个案例昭示，对于国军而言，50至60公里的距离构成了“大兵团机动性陷阱”。一旦大兵团在此区间内进行奔袭或行动，其被围困和歼灭的概率便会显著上升。

审视廖耀湘部攻克彰武至锦州的距离，至少超过两百公里。这意味着，在这段漫长的行军途中，不仅需应对东野的顽强抵抗，还需保障后勤补给线的安全，同时还要防范锦州一旦失守，廖耀湘兵团可能面临被围困的风险。

若您仍旧存疑，不妨回顾淮海战役中黄维所面临的困境，他在双堆集被围困之际，若欲退守徐州，路途亦不过六十公里左右。同理，杜聿明在陈官庄被围，与徐州的距离亦不过是六十公里上下……这一数据直观地揭示了国军作战能力的边界。

在卫立煌看来，蒋介石推行所谓“并行不悖”的策略，实则完全忽视了现实情况。与此同时，这也正是我们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被围攻的据点与前来支援的部队之间，必须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根据现有数据分析，这一距离不应少于五十公里。

华北傅作义麾下35军遭遇重围于新保安，这一情况亦与上述推断相吻合——新保安地处张家口之旁，相距约五十公里；而与北平相隔则大约八十五公里。

一旦洞悉此中奥秘，便可清晰地认识到，为何卫立煌对国军“大兵团机动性（机械化）陷阱”持强烈反对态度。显而易见，在用兵之道上，卫立煌的才能远胜于蒋介石。

廖耀湘亦敏锐地察觉到了此一症结，他对蒋介石无视实际情况的盲目指挥持相同立场，坚决倡导——攻克营口，以寻求一处海口来保障沈阳方向的补给线……向西进发并无实际意义。”。

换言之，若无坚实的依托与稳固的后勤补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唯有当国军掌握这两大要素，我廖耀湘兵团方能展现出其惊天的战斗力，长途驰援锦州无疑是自寻死路！然而，蒋介石却对我口出不逊，甚至斥责我道：“你为何仍不遵从我的教诲！”

因此，卫立煌的制约实际上是在拯救蒋介石，然而遗憾的是蒋介石并未采纳。那么，蒋介石为何不采纳呢？这便引出了第二个关键因素。

其二：仗，是虚张声势。

蒋介石在作战时，常有一癖好，便是热衷于在世人面前展示其军事才能。譬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余程万指挥的常德保卫战便是一例。彼时，蒋介石正身处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当得知常德保卫战进展异常激烈，罗斯福与丘吉尔均对蒋介石予以高度赞誉。

蒋介石一时兴起，遂下令余程万继续奋战。他坚信有援军相助，并在日记中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认识到不应仅凭外貌评价余程万。

不料后来，余程万在绝境中成功突围，此举却让蒋介石心生愤懑：罗斯福他们刚刚对我赞誉有加，你余程万却将常德拱手相让。因此，蒋介石执意要惩处余程万——此类事例，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并非少数。

那么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孤注一掷，与辽西展开决战。同样，这也适用于当时的情境。众所周知，辽沈战役与美国大选的时期极为接近。人们都知道，蒋介石当时全力支持杜威，最不愿看到的是杜鲁门上台，原因何在呢？

鉴于杜威承诺提供美援支持，蒋介石得以奋力前行。然而，杜鲁门总统则认为欧洲地区的优先级更高，因此对蒋介石的支持暂且搁置。

也就是说，蒋介石若想促成杜威的胜选，就必须确保一场辉煌的胜利，以便在选举中为杜威大肆吹嘘——这一点在现实中也是有例可循的。难道不明白吗？观察一下当下的美国选举以及俄乌冲突，便能略窥一二。

在那时，众多美国民众持有观点，即支持蒋介石等同于支持共产主义，他得到的援助往往很快就会失去——再联想到，这与现今的俄乌局势及美国大选现象，是否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蒋介石突然决意于辽西展开决战，采取东西夹击的策略，一气呵成，仿佛是在玩一场梭哈。个人认为，此举意在支持杜威的竞选活动。若杜威成功当选，蒋介石方能继续大量获取美援。

另有事实佐证，该事实亦印证了笔者的观点。沈阳解放后，有记者向杜威提问：对此事有何看法？杜威却选择了沉默，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结果，即便在选举初期杜威略占上风，最终还是遭遇了败选。

审视卫立煌的策略，其是否比蒋介石运用梭哈更稳健、更卓越？事实上，卫立煌之所以采取“拖延战术”的依据，在于他坚信“三战并非空谈”，实则是在巧妙地运用美国因素。故而，从事后角度审视，卫立煌的决策显然胜过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