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叶子龙

毛主席工作人员

王鹤滨

王鹤滨，曾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及秘书一组组长。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堪称毛泽东在安保、健康管理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首席助理，担任着总负责的重任。

若要按我的看法，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基层、次高层以及高层。这一划分基于毛泽东同志工作与行动的性质各异，活动范围的大小亦随之变化，从而涉及到的不同层级人员亦有所区别。

例如，在毛泽东的闲暇时光或工作间歇，无论是睡前还是醒来，他总习惯于不出菊香书屋的院落，亦不踏出丰泽园一步。在院内或是周边漫步时，只需身边有值班卫士陪伴即可。若他需在中南海区域内散步而走出丰泽园，便会有一批高级别人员陪同。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必定会亲自出席，有时叶子龙亦会同行。随着陪同人员的增多，摄影师侯波也会加入，而我这位保健医生，连同李银桥和孙勇，也会紧随毛泽东之后。

尽管位于中南海之内，但涉及的单位众多。毛泽东在散步时若提出接见某人或外出中南海外，便需汪东兴与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进行安排。若他仅是前往郊区散步、访问农家或考察基层，无需动用大规模的人员，上述两位即可胜任。然而，若需参观或视察各军种或大型工厂，杨尚昆与罗瑞卿便需加入行列。毛泽东曾在北京检阅过部队，并视察过首钢，杨尚昆与罗瑞卿均需陪同。同样，在毛泽东出席大型会议时，他们亦需随行。

在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时，陪同他的高级领导层中，除了杨尚昆与罗瑞卿之外，还包括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这主要是因为在建国初期，长途出行主要依赖火车。杨尚昆负责与各省市党政的最高机关或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并安排毛泽东的饮食住宿，同时通知他需要会见的人员和了解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叶子龙与汪东兴作为杨尚昆的得力助手，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建国初期的一年里，汪东兴担任中央警卫处的负责人。该处隶属于军委总参谋部，接受总参谋部与中央办公厅的双重领导。作为中央办公厅下辖的部门，中央警卫处后改由公安部与中央办公厅共同管理。汪东兴不仅担任公安部的局长，同时亦执掌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权。随后，他兼任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成为杨尚昆的得力助手。

初入中南海，我供职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并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保健科成立后，我转属中央警卫处（后更名为局）领导。担任保健科兼职副科长一职，同时受公安部委派担任局检验室主任（检验室隶属警卫局，并配备了李允铎、方国盛、姬德胜等专业技术人才）。此后，我又成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并兼任“一组”组长。由此，汪东兴便成为了我的直接上司，我们在工作中的接触颇为频繁。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他都是我无可争议的直接领导。

毛主席和叶子龙

自踏入北京，步入建国初期，叶子龙便担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一职，与汪东兴同属红军战友。自那时起，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的任职时间便堪称最长。大致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他开始伴随在毛泽东左右。在陕北前线，叶子龙与汪东兴始终紧随毛泽东身边。

说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有点说不清。从我个人的观察，可以把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高层的，属于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即在党内或国家机构中任部一级的正职或副职；二是次高层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责是专职性的，与毛泽东工作相关联的领导干部，相当于政府机构中，副部级或正局级的干部；三是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中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编入毛泽东同志工作小组的成员，另一部分则是虽未编入小组，却长期伴随在毛泽东同志身边的。

属于高层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时间顺序上没有去区分），或称第一层次的，计有：

我国公安部长罗瑞卿，身怀大将军衔。每当毛泽东主席外出视察，罗瑞卿部长总是紧随其后，且不乏时日携带一位副部长作为助手。他具备直接调度全国各省市公安力量的权力，肩负起保障毛主席安全的重任。

罗瑞卿随毛主席视察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延安时期，他曾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肩负军委重要职责，被誉为军委的得力助手。建国后，他晋升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从而成为中共中央机构的掌门人。每当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杨尚昆总是随行相伴，他负责与各省市的党政领导保持联系，并妥善安排毛泽东的各项事务。

同时，汪东兴（建国初期，他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在外出时担任罗瑞卿的助手，主要负责内部事务）以及叶子龙（担任机要秘书室主任和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均成为杨尚昆的得力助手。

杨尚昆陪毛泽东视察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建国初期，每逢毛泽东主席外出视察工作，所乘的交通工具均为火车。得益于部长滕代远的亲自安排，出行过程中的交通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确保了铁路沿线的畅通无阻。

陆定一，曾担任中宣部部长，于延安时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为主席担任英语翻译。他才华横溢，笔触宏大。始终随同毛泽东在陕北前线并肩作战。

陈伯达，我们视其为毛泽东的政治助手。在延安时期，因撰写《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而声名鹊起。他亦曾伴随毛泽东赴苏联，与斯大林进行过谈判。

胡乔木，曾是毛泽东的得力政治秘书。以其非凡的文笔著称，在延安撤退前夕，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召开关键会议时，胡乔木担当了记录者的重任。同样，在瓦窑堡政治局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他也肩负着记录这一重要时刻的重担。

师哲，在延安时期，他担任了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重任，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的得力俄语翻译。在毛泽东同志前往苏联与斯大林元帅进行谈判的关键时刻，师哲同志肩负起了翻译的重担。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了居住在中南海。

1953年春日，毛主席于中南海漫步，身边伴同者依次为李银桥、王鹤滨、毛泽东本人、李敏及王振海。

在毛泽东身边的第二层级工作人员，他们肩负着直接执行毛泽东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的职责。

建国初期，汪东兴担任中央警卫处处长一职，后晋升为公安部九局局长。在我离职前，他已升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位甚至超过了叶子龙。在陕北前线时期，他曾担任昆仑纵队的副参谋长。每当毛泽东外出，无论是前往新六所、香山或是郊区，汪东兴总是紧随其后。他堪称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有时，他还会带上副局长王敬先作为助手一同随行。

毛主席与汪东兴

叶子龙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兼机要室主任，始终紧随毛泽东左右。他习惯携带机要秘书罗光禄同行。

田家英，毛泽东同志的专职编撰助手，亦为一才子，出自四川之地。彼时，他位居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第二梯队，且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员。我与他相识之际，他尚未晋升至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岗位。

田家英

第三层次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类是正式编入一个小组的成员，另一类则是虽未归属于某一小组，却依然坚守在毛主席身边的岗位。

我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聂荣臻代参谋长任命为正团职，稍后兼职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公安部任命）、毛泽东生活秘书（管理生活和行政事项，中央办公厅任命），接叶子龙的该项工作。军委卫生部批复为：卫生技术二级。

我们这些服务于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人员，常常参与重要会议，并有幸接触到各界重要人士。尤其是那些担任内勤的卫士，即便是在颐年堂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他们也都必须到场。他们负责为与会者提供茶水，并随身携带毛泽东同志所需的香烟与火柴。当政治局的委员们在宽敞的大厅中商讨国事时，卫士们则坚守在屏风之后或相邻的侧厅中值班，既能听到会议的声音，又能目睹一切。因此，那时的工作纪律极为严明，对基层人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严禁记录日记。

1954年7月，毛主席与王鹤滨。

无论毛主席是会见外宾，抑或在怀仁堂主持关键会议，我这位警卫人员与医生都会随行。在会议室中，我总是选择一个既便于出入，又与毛泽东主席保持适当距离的座位。如此安排，是为了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确保能够迅速应对。因此，我随身携带了必要的急救药品和工具。

每当陪同毛泽东出行，无论是从丰泽园前往怀仁堂，我总是与他同乘一辆汽车。司机旁边是汪东兴，而我们的座驾——一辆由斯大林赠送的防弹车——车内设有防护玻璃（正如电影中所展现，人们仍记得列宁遭遇刺杀的往事）。我和叶子龙则占据了车厢内可折叠的座椅。若再有他人同行，身为医生的我便需“升格”，届时便得坐在毛泽东的身旁。这完全是出于职业的职责，与政治待遇毫无关联。实际上，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都颇为常见，国家元首身边往往都有卫士（他们通常被称为保镖）相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