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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北上支持张国焘。

在经历了南下的挫折之后，张国焘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仍旧坚定地率领红四方面军返回北方。沿途之上，进展顺利，一切进展得颇为顺畅。

正当我们依照既定路线抵达岷州与彰县一带之时，中央下达了关于红四方面军北上静宁、会宁地区的指令，旨在应对胡宗南部即将形成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张国焘再次产生动摇，最终决定改变方向，西进至甘南和青海地区。

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关系中，策略上的分歧再次显现，涉及是北上还是西进的方向选择。

此时，张国焘虽仍担任西北局书记，任弼时亦任副书记，但他在局内的权力已不再无懈可击。尤其是昔日的坚定拥护者陈昌浩，亦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这使得多数人开始对张国焘的提议表示异议。在岷州举行的会议上，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形成共识：遵循中央的命令，向静宁、会宁地区进军。

朱德、陈昌浩等领导随即颁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张国焘亦不得不签署认可。

张国焘心有不甘，既然在此地陷入了僵局，便毅然决然转向彰县，前往四方面军总部寻求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以期获得他们的助力。

依据徐向前的回忆录所述，彼时徐向前等将领正遵照既定命令，部署部队，筹备北进。恰逢张国焘莅临，他随即召集李特、周纯全、李先念等众位将领，众人汇聚一堂。张国焘以一幕悲情戏码开场，深情款款地开始讲述。

“我来不了，昌浩上！”

成效显著，张主席的发言出人意料，实为难得一见！徐向前等人士不禁为之愕然，随后好奇地追根究底，询问具体发生了何事。

张国焘简要回顾了岷州会议的历程及其后续发展，提及了与陈昌浩等人就北进与西进路线所引发的分歧，同时透露出多数与会者更倾向于采纳陈昌浩的观点。

进而展开论述，其核心关注的焦点，是评估北进与西进战略对第四方面军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以及相应的利弊得失。

原计划部署系由一方面军主力与四方面军协同南北夹击胡宗南部，但中央的复电明确指出，考虑到我方兵力所限，一方面军不宜撤离陕甘边区南进作战，故要求四方面军独自在静宁、会宁地区的西兰大道上对胡宗南部发起攻势。

按照既定部署，一、四方面军本应携手对胡敌形成夹击之势，然而徐向前等将领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审视，已深刻认识到此役的艰巨性，胜算微乎其微。为此，他们提出了从永靖以南渡河的新战略，但遗憾的是，这一建议并未得到采纳。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原本的联合作战演变为四方面军的孤军奋战，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即便如此，徐向前等人依然坚定信念，决心“咬紧牙关，迎难而上”。

在彼时之境，张国焘——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联合会主席，凭借着卓越的演讲才能，巧妙地引入了主题。他情绪激昂，言辞恳切，详细阐述了与大家保持对立立场的原因，那全然是出于对四方面军的深切关怀。他的演讲在泪水洗涤下缓缓落幕。

他的演说精确地触及了徐向前等军队将领的内心深处，恰是他们所深切忧虑的问题所在。

最终，成功赢得了徐向前等军队高层将领的深切同情与坚定支持。

众人普遍认为，关于行动方针，"尚存探讨的空间"。

张国焘提出，一方面，鉴于我四方面军若独立于西兰大道与胡敌交战，胜负实难预料；另一方面，陕北之地贫瘠，民众生活困苦，若长期驻扎，补给问题将变得尤为棘手。因此，他力主部队应渡过河流，前往兰州以北地域进行休整与补给。此后，主力部队可集结于靖远、中卫等地，以便支援一方面军渡河，携手共取宁夏。

即便忽略徐向前等人当时尚未充分了解的复杂局势，仅从他们进军宁夏的战略意图分析，此方案堪称无可挑剔。

在宁夏的征途上，我军策略分为两途。其一是倾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力求在局势未明之际攻占宁夏，尔后在贫瘠的陕北进行艰难的补给，最终实现宁夏的统一；其二则是先行西进渡河，选择适宜之地休整补给，同时协助一方面军渡河，随后合力攻取宁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红四方面军的损耗有所降低。

而且，张国焘所提出的计划，其核心思路实际上与徐向前先前所制定的方案极为相似。

因此，该部队的决策层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张国焘的提案，并迅速现场确立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形势恰如斯。在即将到来的关键交汇点，以徐向前为首的众多军事领导者，面对新的分歧，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张国焘的一边。

红四方面军驻防于会宁南部，两地相隔大约一百二十公里。

2

徐向前向来以强烈的组织观念和敏锐的判断能力闻名，但在这一关键时期，他为何选择站在张国焘的立场？

显而易见，正如徐向前所指出，“我们必须从军事角度进行深入思考”。这一观点，体现了军事家在面临战事时那与生俱来的敏锐洞察。由此视角审视，西进的战略显然更为适宜。

在历经南征北战的颠沛流离之后，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已显著削弱。

我军总兵力锐减至往昔的一半；漫长的征途与激烈的战事，使得部队疲惫不堪，整体战斗力大幅削弱；衣衫破旧，粮食短缺，装备水平亦急剧下滑。

在彼时，红四方面军的具体状况如下，此情报源自朱德与张国焘于1936年10月16日向中央递交的汇报。该报告所列兵员构成中，不乏众多非战斗人员。

彭德怀在其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中亦明确指出，四方面军的物资供应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战士们普遍穿着单薄的衣衫，军帽破损不堪，边缘几乎都已脱落。物资匮乏的情况尤为严重……

李德回想起他所目击的那一幕：朱、张两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部分警卫部队情绪略显沉郁，衣着破旧，色彩斑斓，其中甚至夹杂着喇嘛服饰与藏族传统服饰。尽管如此，从他们的外表看，纪律性依然严谨，未曾松懈。至于这些参谋部和警卫部队所使用的武器，更是简陋到了极点，几乎让人难以想象还有更高的要求。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参谋和警卫部队已经如此，那么一般战斗部队的状况更是不容乐观。

面对胡宗南部属及其在兵力与装备上所占据的绝对优势，加之邻近的王均、毛炳文等部势力的存在，独立应对这一复杂局势，其难度显然无需赘言。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战场被择定于西兰大道，此处正是敌方利用运输优势的绝佳地带。由此，敌方得以迅速集结兵力，红军面临着极可能遭受敌方从两侧同时夹击的严峻威胁，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

这正是现实之所在。对于一位肩负着军事指挥重任的将领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实际情况，其棘手程度不言而喻。

只能“硬着头皮打”。

徐向前所展现的所谓“令人惊叹的军事胆识”，在面对那些艰苦卓绝的战役时，或许已触及了难以逾越的极限；一旦陷入激烈的正面交锋，无论结局如何，四方面军的伤亡数字都将令人触目惊心。而这，尚且属于最乐观的情形！

作为四方面军的“孕育之源”，徐向前对该部队所怀有的深厚情感，堪称无人能出其右；此外，正如同剑客对剑的沉迷、学者对书的倾心，一位军事统帅对其麾下部队亦抱有一种根植于专业领域的独有情感。

起初，于那片草地之上，徐向前毅然回绝了那位伟人的提议，其深层次缘由在于他不愿将四方面军分割为二。即便是在日后的深思熟虑中，他仍旧坚信，若亲眼目睹红四方面军遭受拆解，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智的角度出发，他都难以承受这份重压。

他承认：“这可能是我的弱点。”

也的确如此。关心易乱，爱是弱点。

正是这一明显的“短板”，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他几乎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张国焘的阵营之中。

3

若仅限于此，局限于“军事视角”及其对军队的热爱，徐向前的视野不免显得过于局限。

为何要战斗？难道只是为了战斗而战斗？徐向前虽然是一位军事家，但他绝非一个纯粹的军事主义者。

若缺乏对战争全局的把握，那么不仅不能算作一名合格的“共产军人”，甚至都无法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军人。

所谓未能全局谋划者，难以精于局部之策。若不能以宏观视野审视问题，那么即便是局部难题，亦难以得到妥善解决。正如先贤所言：“若心中无全局之谋，便难以落子精准，投下一枚真正的好棋。”

然而，所谓的“全局”局势，鉴于当时与张国焘的博弈尚未尘埃落定，中央出于一定的战略考量，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将所有情况一一如实告知红四方面军。

因此，徐向前作出支持张国焘西进方案的决定，其背后的直接原因在于对当时“全局”局势的把握不足。换言之，是对局势缺乏充分且确凿的认识。

陕北当时已濒临绝境。

起初，陕北地区地广人稀，民生凋敝，无力支撑庞大的红军队伍。经济资源稀缺，难以维系其生存。紧接着，老蒋指挥的大规模围剿行动接踵而至。二十万敌军集结于根据地周边，如同乌云压顶，对仅有两万装备简陋的红军中央构成了沉重的军事压力。

内部有张国焘问题。

在此情形下，中央政府左冲右突，步履维艰，始终处于一种为求生存而高度紧张的状态。

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两个关键事宜：一方面，竭尽全力促使二、四方面军尽快北上实现会师，以增强红军的整体实力；另一方面，探寻一条退路，以确保在形势严峻、难以立足之际，至少有可前往之地。

然而，两桩事皆非易事。红四方面军，作为红军中最为强劲的一股力量，却不幸落入心怀叵测的张国焘之手；而旨在进取宁夏、沟通苏联的宏伟计划，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亦非易事可行。

当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时，往往更难以应对。

我们必须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助力，以便实施宁夏战役的部署。同时，还需与张国焘进行明里暗里的斗争，提防这位野心勃勃且掌控着庞大红军力量的人物。

此外，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关系亦需给予充分重视。

局势错综复杂，变化莫测，因此此刻的中央，根本无法、也不宜对红四方面军上至高层下至基层进行详尽的阐述。

若针对徐向前等军事将领而言，若缺乏对这些具体状况的深刻认识，若不具备全局性的视野，那么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依据“军事视角”所做出的决策，或许便难以称得上是“妙手回春”的良策。

以他掌握的全面视角来看，目标始终是积极开拓宁夏，实现与苏联的连接。那么，为何不尝试一种更加理想且节省成本的方法——先从西部渡过河流，这样的方案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4

理应如此，上级指挥机构往往难以详尽地向下属阐释所有情形，尤其在如现今这关乎生死存亡的关头更是如此。正因如此，军人将服从命令视为神圣职责，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根本无法阐述得明明白白，更别提有充足的时间去一一说明。

在常规情境下，即便徐向前等人或许并不完全理解，他们亦应坚定不移地执行上级的指令。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如此行事。在张国焘未赴彰县之前，尽管他们心知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依旧全力以赴地调配兵力，决心“硬着头皮”迎难而上。

但张国焘来了。

张国焘同样身居领导职位，且是直接的上级。作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和西北局书记，他的权力亦是由中央所赋予。

况且，当时组织结构上，西北局与陕北中央正处于一种暂时的交错关系之中。

重要的是，从徐向前等人的全局视角出发，张国焘的方案并未与中央的战略意图相悖，反而显得更为恰当。这样的策略，又何尝不可呢？

诚然，在理论上或许能够如此辩解，然而实际上，徐向前等人在当时支持张国焘的行为，仍存在诸多疑点。

鉴于军事行动方针已作出决定，张总政委此刻的突发个人调整显得尤为不妥。

为何徐向前这样坚持原则的人，却选择支持他呢？

涉及深层次原因。

坦率而言，那时的徐向前对党中央尚存一定的疑虑。

正如前文所述，鉴于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中央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毫无保留地与您沟通。在制定决策和下达命令时，亦难以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

当红四方面军在向南进军受阻时，在林育英的协调下，部队决定改变策略，重新北上。经历“康道炉战役”后，部队抵达甘孜、道孚、炉霍地区，计划在此地休整并储备粮食，以便完成补给后即刻继续北上。此时，传来红二、六军团已抵达滇西北并准备北上的消息。朱德等人决定在此地暂作休整，待二、六军团到来后，共同北上。这样的计划是否妥当？

林育英

然而，紧接着，林育英（实则当时众人皆能料想此事背后必有中央之力）突然收到了一封显得格外突兀的电报。

（甲）我坚决反对将二、六军团调入西康的部署。

（乙）六军团在云贵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举措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丙）鉴于四方面军已错失北进陕甘的良机，亟需把握先机，转而南进。切莫让川敌在打箭炉以南形成僵局，从而丧失南下的机遇。恳请予以深思熟虑。

此电报现已被揭露，系中央在复杂局势中，对张国焘信任不足所下达的急切且不够周全的指令。尽管当时该指令显得令人困惑且不明所以，它对那些早已心怀阴影的红四方面军士兵，又产生了何种难以言喻的影响呢？

究竟有没有明确的安排？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持怀疑态度？难道不是说过不让我们往南行？难道不是一直期望我们向北方发展？现在南方之行显然是失败了，为何又强制我们重新往南走？这是不是要将我们置于绝境呢？

若非朱总司令临危不惧，果断决策，坚持原定计划执行，这份电报是否会将红四方面军驱使至更为遥远之地，实乃难以预知。

总的来说，对于张国焘的猜疑虽非全无根据，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指令实则难以避免地对中央在红四方面军将士心中的形象造成了损害。

继而，由于战局变动以及那些不可避免、带有试验性质的作战策略的随机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红四军将士内心对中央的疑虑。

加之自上次会师至今，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加之分裂之际中央的悄然离去，这些事情在当时，无疑成为了红四军战士心中难以解开的症结。

譬如在第二次北上的征途中，面对试图保持中立，试图调解一、四方面军矛盾的任弼时，徐向前在阐述个人观点时，尽管认可中央北上方针的正当性，然而，对于会师之际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所提出的“军阀”、“土匪”、“逃跑”等指责，他心中依旧耿耿于怀，认为“太过分了”！“我和四方面军众多指战员对此都感到难以理解。”

任弼时

这些因素层层叠加，持续渲染，使得徐向前等人内心深处对中央的暂时误解，乃至不信任，便显得在情理之中。

5

实则，这一切皆不过是特定情境下的个别现象。若以历史的视角审视，此类情形自是能够得以谅解。

因此，徐向前等人的此次对张国焘的支持，并不能成为判断的依据，反倒是这种特殊情形下所形成的强烈张力，更加彰显了徐向前坚定不移的组织原则性，以及这种原则性所蕴含的情理之深意。

在这段由历史积淀而成的短暂迷茫与疑虑之中，当他面临那些既超出自己理解范畴，又超出了个人承受极限的艰巨挑战时，他的态度始终如一：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这更难得吧？

昔日会师之际，正值一、四双方纷争不断，徐向前心中亦感烦闷。尽管对于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他未曾深思熟虑，然而，他依旧表达了坚定的支持。在顶头上司张国焘与中央意见不合之际，徐向前不仅予以劝慰，更积极敦促张国焘遵循北上方针。

你想想，这支持难度是不是更大。

这是徐向前的坚定组织原则。

在这部历史编织的充满恶意的剧本中，徐向前凭借着源自品格与觉悟的坚定原则，不仅成功渡过难关，更在极端的境遇中彰显并巩固了自己的本色。

所以，无人责备他。

他没跟中央走，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伟人在延安跟林育英谈话时曾提到：“…朱德、徐向前等同志面对困境，亦感棘手，力不从心。…

在张国焘擅自设立中央之际，他并未在会议上强求其发表立场，这或许是因为他深知“向前同志”在类似事件上的固执。会议结束后，他特地与张国焘进行了一次个别谈话，后者明确表示反对此举。尽管张国焘并未听从，却并未提出异议。

他的根本立场或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他是如何分析问题的？他的思考模式，亦或是其内在逻辑体系又是怎样的？

在我看来，这或许意味着在坚守基本原则的框架内，不轻率地信任，不盲目地追随，而是维持一种独立且理性的观察与思考态度。

即便对中央存有微词，张闻天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中，亦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的坚决反对。这正体现了坚守大原则的精神。

在面对特定情境时，他总能保持冷静，独立作出判断。例如，对于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批评之词，他的态度鲜明，“太过分了”，“难以理解”。

在遵循不变大原则的约束下，理智与思考得以保持，避免越界而步入歧途。反观其搭档陈昌浩，在中央“出走”之际，情绪失控，言辞激烈，不堪入耳。然而，思想转变之后，他的态度亦随之巨变，变得极为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仅对革命事业，亦对自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西路军在倪家营子陷入绝境之时，唯有果断自救，他却受制于千里之外的命令，犹如困兽之斗，即便犹豫着试图突围，内心仍旧充满不安，最终选择重返原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秉持清明理智，坚持独立思考的大原则，方能避免盲目跟风，陷入谬误的泥沼；反观某些中央人士，实则缺乏调查研究，欠缺独立思考与判断，便将中央基于特定策略对红四方面军的批评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进而加剧了矛盾，不仅严重影响了两军的团结，反遭中央的责难。

徐向前啊，我总觉得中央在有些地方表现得“不尽人意”；然而，那毕竟是中央，我们理应给予尊重，并在组织纪律的框架内保持服从。即便在中央遭遇困境之际，即便中央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我深知，必须对上级保持尊重，坚守这一“规矩”乃革命军人的根本所在。然而，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上级在某些方面所行之事不尽妥善，某些决策亦未必全然正确。因此，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我内心深处有所保留。我从不盲目信从，即便上级看似永远正确，即便其威望显赫。正因如此，当西路军面临绝境，尽管中央下达坚守的严令，但作为前线指挥官，我依据实际情况，依然坚决主张进行突围以实现自救。

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在北进与西进两条路径之间，我最终倾向于选择西进。

事后看来，我的判断确实有误，但这不过是在极端状况下所发生的极端个案。那不过是某种耀眼的优点在并不适宜的环境中，偶然的一次不当展现罢了。

尽管我热衷于助人，却遭人诈骗，人们都说我傻，但实则这并非弱点，而是我的长处。只是这种特质偶尔在不恰当的时刻显露，才让人误以为是我之短。

恰有时如此，那些在特定情境下显现出缺点的特质，实则正是其独特的优势所在。